教育主体缺失视角下农村校园欺凌成因及治理

家庭、村庄和学校是农村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三个重要教育主体，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农村教育主体结构。农村中小学生正是在该结构中获得成长，而农村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和多发则与其变化相关。农村教育主体结构的变化包括三个方面：一是家庭教育主体的缺位，表现为农村家庭隔代抚育的“不过问”逻辑；二是村庄教育主体的缺位，表现为村庄交往中的村民相互“不得罪”的逻辑；三是学校主体的缺位，表现为学校管理中官僚主义的“不出事”逻辑。这些主体行为逻辑的变化，进而带来了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阻隔，包括家庭与学校勾连的中断、村庄对学生和家庭监管的缺位，以及学校对农村社会的脱嵌。治理农村校园欺凌事件，除了法制和规范进校之外，还要搭建新型的教育主体结构，形成多元化、多主体农村校园欺凌的治理格局。     

论农民的地权意识与公共治理 ——以珠三角地区为例

在工业化的进程中,珠三角地区农民的地权意识发生了重要演变,集体所有制中的"公有制"变为"共有制",作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也因此演变为土地财产,变成了村社集体所有农户利益的集合.地权意识的强化使得土地利益分配固化,导致物业普遍过剩且改造困难,无法适应新一轮的产业升级需求,而且阻碍了公共项目的落地实施,进而影响地区公共利益,形成地区发展低水平的均衡.村民巨大的分红诉求不断被挤压用于公共治理的村社集体资源,甚至形成与国家对抗的强大集体行动能力,国家与村级公共治理能力双重弱化.     

新计算社会学: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学研究

本文在全面解读、分析新计算社会学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,追溯了新计算社会学产生的历程,将新计算社会学的主题内容划分为五个方面:大数据的获取与分析、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融合、互联网社会实验研究、计算机社会模拟研究和新型社会计算工具的研制与开发。本文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实例,分别对这五大研究内容或主题进行介绍和分析。新计算社会学的产生会引发一场社会学的"革命"吗?笔者借助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,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探索。     

现代风险社会与“急难”风险的应对——兼论社会救助救急难的常态化机制构建

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、社会的急剧转型,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矛盾凸显的高风险时期,如何有效地化解困难群体面临的突发性、临时性生活困难风险,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。在现代风险社会的背景下,为应对各种突发性的社会风险,高效化解贫困群体的"急难"问题,让陷入紧急性生活困难的群体得到及时有效救助,迫切需要构建临时救助制度救急难的常态化机制,主要包括救急难对象主动发现机制、"急难"风险快速响应机制、"一站式服务"机制、民政"大数据"与信息共享机制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机制、长效监管机制等。     

国外社会化媒体与抗争行动研究述评——以英美及中东地区为考察中心

社会化媒体被称为是互联网的一次信息技术革命。近年来，它对抗争政治所产生的显著影响、功能吸引了国外学者的学术旨趣，相关的研究也不断涌现。这些研究回答了两者关系的基本逻辑与内容。尽管现有的这些研究是多学科的、多路径的、多方法的，但缺乏学科间的理论交流与相互借鉴。本文从“行动逻辑”和“研究方法”两个方面梳理了来自国外（英美、中东等）的研究成果，指出国外研究目前存在的主要成果和不足，并提出超越“单向度文本”、“技术决定论”、“技术限制论”等困境的可能出路，同时为中国语境下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意义。     

欧美国家以多元教育环境为基础的欺凌干预模型

欺凌是一种伤害或骚扰,包含了欺凌与被欺凌双方地位上的不平等,以及反复发生的行为。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行整理分析后发现,青少年欺凌主要受到环境因素影响:同辈群体环境、校园环境以及家庭环境。对西方国家中较为成熟的青少年干预手段与模型进行梳理与分析,认为青少年欺凌干预不应单纯从个体入手,而应从宏观层面对青少年的成长环境进行综合监管与干预,并需要学校、家庭以及其他部门的协力合作。     

祖业亦或私产:论农民的土地产权认知——对赣北z村征地纠纷的个案解读

笔者通过赣北Z村实地考察发现,基于宗族性村落特有的祖业观念,当地村民没有对土地私有化的想象,在对土地为国家集体所有的法律认知之外,他们还有一层非正式的土地认知——祖业权,这是一种特殊的对土地所有权的想象。不同于对个体私有的强调,也不同于村社集体共有,祖业权更具有宗族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。混淆了祖业与私产,处理不好祖业权与法律产权的观念冲突,土地纠纷就难以得到根本解决。